李国杰，1943年5月29日出生于湖南邵阳。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硕士学位 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1985～1986年间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CSL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 1987年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1989年被聘为该所教授
199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并担任国家高技术计划（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副组长 1994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
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李国杰博士留美期间，在智能计算机、有效搜索算法和VLSI处理器阵列等三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在并行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组合优化、人工神经网和遗传算法等领域发表了60多篇学术论文。
在一次院士会议上，有人提议，院士头衔不得与产品宣传挂钩。但提起曙光1000，怎能不涉及院士李国杰？说起李国杰院士，我们首先想到的也不是他那一大堆著名的论文，而是曙光1号、曙光1000这些开创性的产品。
说实话，人们对于李国杰的兴趣主要不在于他的院士头衔，而在于他既是总裁又是院士的双重身份，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是，作为曙光公司总裁的李国杰怎样平衡好总裁与院士两个角色要求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院士做学问要追根究底，注重细节，凡事都要找出个原因，而当总裁主要是决策管理，不能太追求细节的东西，心太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了。做企业要善于抓大事，小事要放。”
在日常事务方面，李国杰经常碰到上午来了一批教授谈学问，自己脑袋里装满了国外的最新技术动态，刚送走谈学问的教授们，下午又来了一拨谈生意的，满口价钱。为此脑子必须频繁地切换。“一个人脑子里面考虑事情太多的时候，会感到非常憔悴。人的累法不同，凡事身体力行累在体力上；想问题想得过深，朝思暮想解一个难题，累在深入上；还有一种累法是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太多。”另外，“我还要指导七八个博士生，也不能不管他们 。”
性格方面，李国杰坦言自己与人无争，而办企业不积极竞争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能找到合适的人，我会马上下来。再去搞研究，培养博士，写几本有影响的著作。重新回到学者角色，我会感到更舒服一些。”需要面对世界上最具实力公司竞争的李国杰的座右铭竟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既然院士李国杰有这么多不做企业总裁的理由，既然李国杰“在欲望上是道家的出世”，那么他为什么还强迫自己在做事上“坚持儒家的入世”？
人在江湖
李国杰对此的解释是——“接力棒”目前还交不出去。“多少年来，科学院一直在做一个梦：科学院出成果，通过“接力棒”的方式移交给企业生产、推广、销售。但是很遗憾，这个“接力棒”从来就没有好好地交出去过。科研人员责怪企业对科技不重视，企业界认为科研人员做不出可以商业化的产品。就这样互相埋怨了几十年。”
曙光1号做出来以后，李国杰也想把“接力棒”交出去，但有实力进行市场推广的大公司觉得，“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中国还无法同国外大公司竞争。”普遍的论据是：人家IBM公司一投就是几十个亿，曙光一年才能投几个钱？
“接力棒”交不出去的李国杰被迫自己做企业，这样他就不能像一般做成果转化或宏观指导的学者那样超脱，而必须在第一线跌打滚爬地直接和用户打交道。“这是件很辛苦的事 ，也不是我的特长。我这个人和书打交道比较有兴趣，却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我只是个有一点企业头脑的学者。对权力，个人赚钱发财，飞黄腾达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很多事情不是我爱干，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的李国杰总想从内部培养或从外面找一些懂管理的人帮他的忙，特别是有实际经验的MBA，借以把管理企业的“接力棒”交出去，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别的公司办成功一两件事情的人，到这边来不一定就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一个怎么融合在一起的问题。企业也不是你看几本MBA书就能管好的，这里面有些是艺术，有些是悟性，管理之道从几个简单公式中推导不出来。有的人学了一辈子MBA也当不了企业家。”
关于员工心理，李国杰看得很清楚，“员工实际上是为你打工的，他如果对你的形象、观念、德行有看法，他不愿意给你干了，再讲多少话也没有用。柳传志作为管理者就有这种凝聚力，他的手下是真的佩服他，佩服他所做的决策，他的为人，还有他的人格魅力。”
贡献在观念
1992年，李国杰做曙光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是观念上的更新。曙光之前的大型机研制，历来是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中科院计算所757机器1975年开始研制，1983年才鉴定，被称为“八年抗战”。时间拖这么久的客观原因是当时国外封锁，不像现在能从国外轻易拿到现成的资料和芯片。“那些人很辛苦，掌握的东西很扎实。要写故事，他们的故事最可歌可泣，很多人为几台机器奋斗了一生。”
现在国际环境开放了，可学术界评价一个人有没有学术水平，有没有真才实学的标准却没有变，“还是主要看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某项技术指标高；关注所做成果能不能得奖，或者发表的文章多不多。”
李国杰如果照这个观念做机器，必须和从前做机器一样，硬件从最底层搭起，操作系统自己来做，如此一来当然可以保证国产化水平比较高，但时间也保证会拖得很长。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你全部是国产化的，用户就应该买你的吗？没有这事！只有你比其他厂家机器好、便宜，用户才会考虑你。”
从头做起可能是在做学问，但院士李国杰不是书呆子，在做机器之初，他就绷紧了“要把做出来的机器卖掉”这根弦，绷紧了“成本、市场、销量”这根弦。李国杰做机器的出发点不是获奖，而是考虑“自己做出来的机器怎样让国内更多的人用，成本是多少？性能价格比又怎样？”
虽然李国杰是国家智能中心主任，但他并不打算做日本五代机式的所谓智能计算机，李国杰能够成立智能中心并成为主任，和他在国外发表的关于智能机的论文有很大关系，但李国杰知道，论文是论文，做机器是做机器。李国杰的兴趣不在纸上谈兵，而是想首先在主流机上赶上美国，然后在主流计算机上开展智能化应用。
确定了做主流机，可怎么做？李国杰的主导思想是：从器件到应用这个长的增值链上寻找最有效的增值部分。只做增值高的，做完以后要么便宜、要么性能好很多的部件，而不是哪部分越难，哪部分技术水平越高越要做哪一部分。至于做出来和别人一样，只是为了学会这项技术，证明我赶上了，我会做了，我能做了，这样的部件坚决不做。
对于并行计算机，李国杰认为有较大增值的关键部件是“硬件中的互连网络和路由芯片，那是人家的专利；软件方面是UNIX操作系统之上的系统管理与高可用性软件等。”“包括IBM，它们的机器也不是100％都是自己生产。现在全世界都开放，可以在全世界范围选购最合适的部件。”
“操作系统，我们花钱买了一些源程序，分析了一两年，一条一条读操作系统的源码，搞清楚它的内核。分析并不是为了重写一个UNIX操作系统，只是为了在操作系统之上增值。 ”
不做操作系统的李国杰集中精力做最赚钱的软件。“我们只做国外公司垄断市场的软件，做他们报价最高的那部分，我们攻坚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别人认为是秘密武器的东西拿下来，只有突破这些秘密的东西，这些关键的东西，才可能赚到钱。”
解决了思路问题的李国杰，把研制一台高性能计算机的时间从原来的五六年、七八年缩短到了一年时间。“1993年，我们拿出来的东西，大概是国外1992年的水平。李鹏总理在19 9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银河机和曙光机，两个机器代表了中国的高科技水平。”曙光机的研制速度当时被人称为咬上了国外的尾巴。
